图①、②  白马泉村北墓地考古发掘现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图③  太子陵旧石器地点考古发掘现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 天津人类发展历史不少于10万年

　　■ 天津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2000余处

　　■ 天津是同时拥有集长城、大运河、明清海防遗存三个跨区域、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于一身的直辖市，充分体现了山、河、海兼具的自然环境特点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有生日的城市，天津今天迎来她设卫得名618岁的生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退海之地，无古可考”是普通人对天津考古的印象。但经过几代天津考古人长期不懈努力，天津考古实证了天津地域超10万年的人文史、近千年的城市史，为600余岁的卫城铺就了厚厚的基石，使天津的文脉深刻而久远。

　　考古发掘新发现

　　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等调查宁河县四遗址，让天津这座城与新中国考古第一次产生了联系。1956年，东丽张贵庄战国墓的发掘中，发现距今2000年的战国墓33座，正式拉开天津新中国考古的序幕。之后，蓟县张家园、围坊、青池、东营坊、朝阳洞等商周、新石器、旧石器遗址等考古工作陆续开展，距今3500年、5000年、6000年、8000年、1万年、10万年……天津地域的人文史在一次次考古工作中被不断刷新。尤其是天津蓟州太子陵旧石器发掘的新发现，更是证明了天津人类发展历史不少于10万年。

　　天津市蓟州区太子陵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曾在2005年、2015年开展的考古专题调查中，发现和采集到较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2021年10月至11月，该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新发掘出土石制品标本158件。从地貌部位、地层堆积及出土石制品文化特征来推测，遗址所在地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绝对年代应在10万年至1万年之间。这一新发现，再一次有力证明了天津人类发展历史不少于10万年。

　　这一重大发现，将天津地区早期人类探源工作继续向纵深推进。综合以往旧石器考古发现和成果，实证了天津的人类发展历史，以及华北乃至中国北方地区早期人类繁衍生息、连续交流演化的重要区域，凸显未来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极大潜力和拓展空间。

　　今年，天津考古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推进相关考古发掘工作。今年5月对蓟州区白马泉村北墓地的考古发掘，清理完成东汉、唐辽及明清时期墓葬84座，出土文物400余件（套）。两汉时期墓葬是本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其中西汉墓2座、东汉墓6座。白马泉村北墓地延续时间长、形制多样、随葬品组合特征明显，出土遗物多样，丰富了该地区汉至明清时期的墓葬资料，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制度、丧葬习俗及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考古工作成果丰硕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着我市域内基建考古、主动性考古、抢救性考古以及水下考古工作，还承担以考古出土文物为主的文物保护方案编制及实施工作。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多年来，天津考古主动融入城市发展，共完成基本建设考古项目200余项，考古勘探面积1000余万平方米，发掘古遗址6万余平方米，清理古墓葬1000余座，出土文物1万余件。其中，多项考古发现填补了天津地区考古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天津考古工作者还持续推进主动性考古研究，特别是在天津地区早期人类探源工作、大运河相关遗址调查与勘探、古代城址调查与研究方面成果斐然。经过不懈努力，现已构建起天津地区距今10万年以来旧石器文化编年序列，极大延伸了天津的历史轴线，勾勒出天津不同地区丰富多样的历史场景。这些成果的取得，极大改变了以往天津历史主要集中于建卫后600年的认知。

　　与此同时，天津考古工作者始终致力文物的信息采集与科学保护，先后完成千像寺造像田野调查、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天妃宫遗址本体保护、张湾明代沉船保护修复、天津市石窟寺专项调查等多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实现了考古与文物保护并重。此外，天津考古工作者积极开展我市水域的水下考古工作，先后完成大沽口北岸炮台、义胜营炮台等多个涉及明清海防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持续推进天津海域水下文化遗产重点调查，基本摸清了天津海域的水下文化遗产分布状况，发现了多处重要的水下遗存（疑似沉船点等）线索，为推进天津水下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新文物普查成果显示，目前天津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2000余处，是同时拥有集长城、大运河、明清海防遗存三个跨区域、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于一身的直辖市，充分体现了天津山、河、海兼具的自然环境特点。拥有如此丰富的文物资源，天津考古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