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水下已经“沉睡”了150多年的上海长江口古沉船重见天日引发关注。

　　

　　  刚刚，最新消息传来↓

　　  长江口二号古船入坞将转入考古与保护新阶段

　　9点30分，船组进入杨浦滨江，过杨浦大桥。

　　下午2点左右，“奋力”轮怀抱“长江口二号”古船完成入坞动作。

　　  11月25日下午，为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运输设计建造的专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装载着古船平稳进入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内。经过约2个小时工作，古船弧形梁沉箱精准地落座至预先浇筑的马鞍座上，这标志着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整体打捞阶段任务圆满完成。

　　  国家文物局携手上海市委市政府高位设计、主动谋划，协调各方力量统筹开展古船整体打捞、考古发掘、船体和船载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等方面工作。2022年3月2日，正式启动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整体打捞阶段工作。11月21日凌晨0时40分，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整体打捞出水。今日古船入坞落座、完成整体打捞工作后，将进入考古发掘、文物整体保护和博物馆建设规划的新阶段。

　　  长江口二号古船位于长江口航道上，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遗存，2015年在开展上海水下考古重点调查时发现。因水流长期冲刷导致船体逐渐露出海底，难以原址保护，长江口浑浊水域也无法实施全面系统的水下考古发掘，为确保古船安全，经多方论证，2021年确定采用整体打捞发掘方式进行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和保护工作，并被列入国家《“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

　　  中国水下考古的创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的顺利推进，是中国水下考古三十多年来发展的创新实践，充分体现了考古工作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充分体现了考古工作以物论史、以史增信的历史意义，充分体现了考古工作传承弘扬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作用。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清代晚期木帆船研究空白，是上海作为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宝贵见证，也大大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海洋强国”战略和长江经济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探索出水文物保护的中国新方案

　　  今年7月，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提出意见了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保护第一”是开展文物考古工作的核心关键。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运输到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后，国家文物局将指导上海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运用多学科、多方法推进古船考古发掘工作，探索形成文物整体保护的中国新方案。

　　  出水文物特别是海洋木质文物整体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了确保古船船体和船载文物安全，上海市文物局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整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上海博物馆、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力量，研究制订了古船分阶段保护工作方案。11月21日古船出水后，现场保护工作立即启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现场对桅杆和桅夹捆绑固定，对暴露船体进行保湿处理、整体覆罩保护。同时，分别对文物所处区域的海水及淤泥取样分析，及时获取古船文物保存环境的原始信息。

　　  在古船进入船坞落座后，将对1号船坞现场区域增加围挡封闭，建立区域安防系统，提升安全防护等级。同时，文物保护团队将进一步采集各类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及时开展离散暴露船体构件临时加固保护、船体保湿处理。在古船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将在1号船坞区域建设一座覆盖整个古船沉箱的临时考古站，搭建钢结构棚架保护舱，搭载照明、安防和文物保护等系统，开展保护舱环境状况实时监测和调控，确保舱内各项环境参数稳定，确保船体及文物安全。预计2023年10月前，临时考古站建设可以完成，古船将进入实验室考古发掘与文物整体保护阶段。

　　  打造人民城市的文化新地标

　　  长江口二号古船保存完整、船载文物丰富，是非常珍贵的“时空胶囊”。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和保护工作，不仅要全面获取古船承载的历史信息，更要关注考古成果转化和内涵价值传播，依托丰富多样的出水文物和规模庞大的船体，打造高品质的水下文物精品展览，讲好古船的前世今生，讲好古船整体打捞保护的创新突破和时代意义，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传承弘扬海洋文化，强化广大人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和海洋意识。

　　  2021年1月发布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将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列为“十四五”上海市重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项目。上海市委市政府已决定在首批创建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核心区域杨浦上海船厂旧址，利用两个老船坞和保留的历史建筑筹建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这里曾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见证了“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的发展历程，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首发地。

　　  未来，上海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聚焦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古船博物馆、全球一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国际航运贸易中心展示窗口和人民城市“生活秀带”文化地标的规划建设目标，打造一座可同步开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和展示教育的活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老船坞将“华丽变身”为“生活秀带”上一颗最亮眼的“明珠”，让更多的人欣赏到文物考古的魅力神韵，领悟到中华文明的深厚滋养，感受到人民城市的温暖表情。

　　  古船入坞，将开启长江口二号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新阶段。古船里究竟“藏”了多少文物宝贝？这个问题也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肚里有乾坤，大瓶淤泥中发现惊喜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长江口二号古船目前出水文物被集中保存在一个专用的房间。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特制的箱子，里面装着一件体型较大的瓷器。名为“清同治景德镇窑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的这件瓷器，是目前古船出水瓷器中体型最大的一件。

　　清同治景德镇窑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

　　  它的颈部两侧贴塑双狮耳，通体施豆青釉，腹部堆贴白泥，并于其上以青花绘画 松下高士图，器底施白釉。据介绍，此式双耳瓶流行于晚清民国时期，因其多用于陪嫁妆奁，故俗称“嫁妆瓶”。此类器物通常依据尺寸，分为300件、200件、150件与100件等，这里所谓的“件”是一种景德镇特有的瓷器高度参考标准。此器高60厘米，系标准的300件大瓶，属当时烧造同类产品中的体型较大者。

　　  如今“腹内空空”的这件瓷器，在出水时却是“肚有乾坤”。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助理馆员葛彦告诉记者，2021年8月出水的这件瓷器，连同瓶内淤泥一起被带到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时隔一年，在各方面条件成熟后，科技考古专家开始集中采样瓶内淤泥，结果发现淤泥里还有完整的瓷器。

　　  当时，葛彦就在一边目睹。“先是露出了一条瓷器白边，大家以为是一块碎瓷片。再继续采泥，发现里面足足藏了50只小瓷杯。除了第一只靠近瓶口的有破损，其余49只保存完好。大家都非常兴奋。”

　　清同治青花团龙纹杯

　　  这50只“清同治青花团龙纹杯”，外壁以青花绘四组四爪团龙纹， 外底以青花绘花押款。据介绍，自元代起，民间就不得使用双角五爪龙纹。至明代，政府不仅禁止民间使用龙纹，与龙纹近似的蟒龙、斗牛与飞鱼等纹饰也一并被禁用。不过，此类纹饰于民间从来便是屡禁不止。清乾隆年间，高宗就明确表示：“五爪龙者，外边常有”，可视作其默许了民间使用饰五爪龙纹的瓷器。自此之后，各类龙纹瓷器于民间的使用便愈发普遍。

　　  长江口二号古船目前出水的此式青花团龙纹杯，均出土于“清同治景德镇窑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其摆放方式颇值得注意，其中有5件杯竖直状成摞被置于瓶颈部，另有5件杯水平状成摞被置于瓶肩部，剩余40件分4摞，每摞10件竖直状被置于瓶底部。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人员在瓶内提取瓷杯时发现，杯与杯之间均以一层稻谷相隔，而稻谷起到了有效的防震作用。

　　比出水瓷器更“年长”的稻谷

　　  有趣的是，这些稻谷可能比这些杯子还要年代久远。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对这些稻谷进行了碳十四测验。结果显示，稻谷所处时期比清同治年间略早一点。专家推测这些稻壳可能是陈年晒干的，专门用于船上物品的固定和防震。

　　  “古代船只运货空间有限，这种大瓶套小瓶的运输方式并不鲜见。但是大部分用来装小瓶的大瓶，本身比较粗糙，价值不高，更多地起到保护小瓶的作用。而长江口二号古船发现的这一瓶中瓶，无论是外面的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还是里面的青花团龙纹杯，价值都很高，这是比较罕见的。”葛彦说。

　　  船上载有古董、精品

　　  也有在当时粗制滥造的“仿品”

　　  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的第一件完整瓷器是十九世纪越南地区窑口青釉水烟罐。这件水烟罐顶盖作半球形，盖面镂圆孔两枚，束颈，鼓腹，下部收束，圈足。通体施青釉，外底无釉。

　　  据介绍，此式水烟罐系一类流行于中越边境及越南境内的器物。在中国广西地区，通常被称作“烟煲”。直至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当地民间仍有使用。在使用方式上，通常会先于器内注水，盖上的两孔，一孔放烟丝，一孔插入吸管用于吸烟。

　　十九世纪越南地区窑口青釉水烟罐

　　  出水的这件水烟罐胎釉特征及造型风格等与越南地区出土的水烟罐相近，专家认为应属越南地区窑口的产品。又由于目前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的该式器物仅此一器，故而推测古船上或有越南籍船员。

　　  此外，船体的木材，经鉴定也有出自东南亚一带的娑罗双、摘亚木和柚木等船材。无论是水烟罐还是这些船材，都反映了当时上海的贸易国际性。

　　清同治景德镇窑绿釉杯及底部刻印

　　  出水的“清同治景德镇窑绿釉杯”通体施白釉，外壁则在白釉上复施一层绿釉，口沿处涂一圈金彩，外底以矾红彩书“同治年制”四字双方框篆书款。景德镇窑于明代宣德年间始烧绿釉瓷器，至清代早期又引入欧洲技术，创烧出一种“西洋绿色器皿”，釉质上与传统绿釉有所不同。这件瓷器的绿釉因长期受海水腐蚀，呈现褐色。它的底部刻有“同治纪年款”，也对了解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时代颇有助益。

　　清同治景德镇窑粉彩二甲传胪图杯

　　  出水文物中，一个杯身上绘有两只螃蟹张开蟹钳夹着芦苇的瓷器颇为有趣。名为“清同治景德镇窑粉彩二甲传胪图杯”的这件瓷器，玩的是“谐音梗”。二甲传胪图是一种中国传统吉祥纹饰，两只螃蟹寓意“二甲”，芦苇之“芦” 则与“胪”谐音。原来，清代科举称二甲第一名，即殿试第四名为“传胪”，故而“二甲传胪”在清代便是殿试第四名的代称，寄托着人们对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

　　  出水文物也并非每一件都是精品。工作人员特意展示了一件略显粗糙的紫砂壶。出于清同治宜兴窑的这件紫砂刻诗文执壶，外壁刻草书铭文“山水之中”，落款作“少山”，外底钤有“友兰秘制”四字篆书阳文款。

　　  “邵友兰是清中晚期的紫砂名家，他制作的紫砂壶一般钤有篆书圆章‘阳羡邵友兰制’或篆书方章‘友兰秘制’等款识。而少山是明末清初紫砂名家时大彬之号。两个名家从年龄上就相差了一二百年，所以不可能同时制作了这件紫砂壶。”葛彦介绍，“另一方面，清中晚期的沉船出水有大量带名家款识的紫砂壶，质量大多粗率，应属仿名家之作，这说明当时社会追逐名家作品之风气颇盛。此器胎质粗松，多处器坯处理不甚细致，加之同时落有时大彬与邵友兰两位不同时期紫砂名家的款识，推测属于仿名家之作。”

　　清同治宜兴窑紫砂刻诗文执壶

　　  除了大量同治年间的瓷器，古船也载有当时年代的“古董瓷器”——元朝瓷器。已经出水的元龙泉窑青釉高足杯就是其中一件。这一类型的龙泉窑青釉高足杯于龙泉地区窑址的元代地层中屡有发现，内蒙古敖汉旗五十家子元代宁昌路城址的一件出土器与此器最为相像。

　　元龙泉窑青釉高足杯

　　  葛彦表示：“沉船遗址中出现‘古董’的情况并非个例。它们或是作为船货而被有意带入，譬如元代‘新安’号沉船便出水了68件南宋建窑黑釉盏。此外也常见来自其他遗址，比如随潮水漂流而混入的情况。它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艘船上，还有待长江口二号古船文物全部出水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