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担负着维护公众利益、保障文化安全、提供应急预警信息等多方面重要职能，把广播电视行业界定为比较特殊的行业，将广播电视服务视为比较特殊的服务，明确广播电视媒体在法理和行为上承担着社会责任和公共义务，并在政策法规、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制度设计来保障。

　　一、发达国家公共广播电视管理的底层逻辑

　　依靠公共体制来保障公共服务供给，这是多国支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策的决策逻辑。发达国家认为通过广播电视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与思想，是人人都享有的天然权利，是重要的公众利益，广播电视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和社会必需品。要更好维护公众利益，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多样化和高质量视听服务，必须依靠公共体制来保障公共服务供给，避免受到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干扰。这是影响各国扶持支持政策的底层决策逻辑，也是西方多数国家政府以强制（立法）方式向公民收取的广播电视费（税收或许可费形式），将大量资源投入公共电视，推动各主要公共电视频道在市场上仍占有强大位置的根本原因。

　　如德国广播电视管理机构认为，只要有可能接收到广播电视服务就必须缴纳广播电视费，这一政策保证了所有人享受广播电视服务的多样性和质量，即在广播、电视和Internet上均可享受公共服务，所有享有此服务的公民、公司、机构和团体都应作出贡献，以使每个人都能受益。

　　频谱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广电媒体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服务义务，这是各国管理公共广播电视的法理逻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都是建立在广播电视频道频率的稀缺性之上，为了使受托这一社会公共资源的广播电视媒体切实履行这一责任和义务，各国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形成对广播电视各种传输渠道、内容制播、服务主体的规制方式，保障公共广播、公共电视的全国覆盖，保护本地节目播出份额，并靠反垄断来规范市场竞争以及保护本土市场主体和本土业务不被其他主体大规模收购。

　　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打破了公共服务赖以生存的“频率资源的公共稀缺性”状况，互联网技术又进一步打通不同媒介、媒体之间的壁垒，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服务成为常态。截至2023年4月，全球流媒体用户规模约为35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4%。但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公共媒体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并没有发生新的位移，更多是手段、渠道、方式上的革新，视听“产品”事关国家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涉及民族文化传承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在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界限日趋模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虚假信息日益猖獗的时代，保护公共服务媒体的核心价值观更加重要，承担公共服务的广播电视及媒体融合形态的公共服务媒体仍然是公有资源，是公众利益的重要组成，且重要性与日俱增，作用更加凸显。

　　二、发达国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保障机制持续完善

　　国外广播电视服务管理体制相对成熟。目前全球广播电视有国营、公共（独立于政府、政党，非营利性）、私营三种体制。从国家层面看，经过多年发展改革，如今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公共+私营”或“国营+私营”的双轨制。比如，美国、印度、阿根廷等国家“私营为主、公共为辅”，私营广播电视财源主要靠市场化运营，如版权费、广告收入，公共广播电视财源主要靠基金会等的捐赠、CPB财政拨款等；英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公共为主、私营为辅”，公共广播电视财源主要靠征收广播电视税费或许可费；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国营为主、私营为辅”，国营广播电视财源主要靠财政拨款以及广告等商业收入。

　　发达国家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广电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机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支持资金来源多元，包括许可费、政府资助、广告、其他商业收入以及各类捐赠等，以保持其独立于政府和商业利益之外，确保其服务的多样性和质量。其中，以英国为代表的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国的公共广播电视财源主要来自被称为“广播电视费/视听费”的收入。2021年许可费占欧盟公共媒体服务资金总额的60%，56个欧洲广播联盟（EBU）成员国中的25个（44%）使用了该模式。

　　随着用户视听消费终端使用习惯持续向互联网迁移，这种与接收终端挂钩收取许可费的公平性、有效性已大打折，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公共广播电视的许可费制度，转向用税费取而代之，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许可费成为公共服务媒体网络化发展的阻碍。如法国2022年不再收取许可费，而由增值税的一部分供资（2023年估计为38亿欧元）。芬兰和瑞典则绕过传播设备，依人均所得高低征收所得税。西班牙2023财年实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RTVE）获立法保障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兼备的混合资金来源支持模式，RTVE每年可从国家总预算中获得4.8亿欧元的稳定持续拨款，从提供线性视听服务的电信公司获取其视听收入的1.5%，从提供点播视听服务的流媒体平台获得其收入的1.5%，并允许其灵活筹集资金，包括接受信贷资金支持，接受捐款、赠款、遗产、遗产和捐赠，获得在数字平台（提供已播出节目的访问服务）销售广告的收入等。

　　三、发达国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主要做法

　　（一）保障公共利益

　　公共广播电视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公民实现表达权和知情权的重要方式。对于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代表全体公民的公共广播电视是保障民主非常重要的机构，也是监督政府和政党的“第四种权力”。特别在当前信息环境日益复杂的时代，公共媒体的信息公信力价值更加凸显，保护公共服务媒体的核心价值观更加重要。欧洲视听观测站组织的研讨结论指出，在两极分化加剧的时代，公共服务媒体在保持社会连贯性、信息通报、事实核查和娱乐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盟早在《1997年欧盟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议定书》等法规中就把公共广播电视视为各成员国文化和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利益标准”也一直成为左右美国广播业准入管制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主基调，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公共利益指标”开列出14项要素，包括给予地方居民以表达自我的机会；儿童节目；宗教节目；教育节目；公共事务节目；对弱势群体的服务等。

　　（二）关照未成年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

　　公共广播电视提供的少数族裔语言节目，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至关重要，对残障人士享有广播电视基本服务权益的特殊关照，也通常要靠公共广播电视来实现。而这些内容和服务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成本，并且需要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力资源和信息设备，私营广播电视公司只能在一小部分节目中提供。

　　一是制作服务于被关照群体的节目。如少数族裔语言节目、儿童节目、科教节目等特殊类型节目。瑞士广播电视集团每年会分配2%的制作费支持列托罗曼语区（0.5%人口）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为当地民众尤其是不能使用其他语言的老年受众提供优质的节目。意大利《广播电视法》明确要求公共广播电视用少数民族语言播出节目以及设法保证残疾人的收看权利、提供远程教育。韩国通讯委员会（KCC）制定地方广播发展支持计划，为地方广播公司的节目提供资金奖励，推动制作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区定制节目，保护地方文化认同和观众权益，增强地方和小型广播内容竞争力。

　　二是保障视听障碍人群收听收看视听节目的权利。多国都要求公共广播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提供无障碍信息服务。2021年2月，英国通信办公室（OFCOM）发布新版《英国无障碍电视服务指南》，对英国广播电视提供添加字幕、手语和画面解说等各种无障碍电视服务进行规范，适用于通过各种传输覆盖方式播出的视听节目内容以及各类网络视听服务。德国电视一台（ARD）给95%的节目都配上了字幕，德国电视二台（ZDF）下午4:00到晚上10:15之间的所有节目都有字幕，此时段外70%的节目也为听力障碍者配上了字幕或手语。日本制定了《广播领域信息无障碍指南》等法规，确保所有人尤其是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社会成员能平等地获取和使用广播内容，并为字幕节目、评论节目、手语节目等的制作费用提供补贴，从2020年开始，还补贴直播节目字幕相关设备的维护费用，包括利用尖端ICT的系统。多国还对特殊群体实行广播电视费减免政策。

　　（三）扶持本土原创节目

　　发达国家认为广播电视“产品”作为信息和文化产品，事关国家信息和文化安全，涉及民族文化传承和文化多样性保护，需要通过保护本国语言和文化来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国家意识。

　　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AVMSD）要求，广播电视服务、视频点播服务要进入欧洲市场，分别需播出50%、30%以上的欧洲作品。欧盟成员国在各自立法时，可对比例限制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AVMSD另一项非强制性条款是规定视听媒体服务提供商要为欧洲作品的制作提供资金支持，包括直接投资、联合制作或捐款。德国和法国就在立法中明确了要向国家视听基金捐款的要求。英国针对高端电视节目、儿童电视节目、动画片等的免税政策均要求节目要通过“文化测试”（culturetest），即节目要有英国特色，能展示英国文化、启用本地创作人才等。英国2023年3月发布了《媒体法案（草案）》提出通过增加扶持资金、政策松绑等方式，进一步扶持S4C和BBCALBA（BBC苏格兰盖尔语频道）等地区性和族群语种公共广播PSB服务发展，维持语言活力和文化多样性。

　　法国在电视节目管理上实行有文化保护意义的政策。一般的无线台必须有40%的国产节目和60%的欧盟节目，法国电视机构必须将其收入的15%-20%用于委托独立的欧洲制作公司制作“原版法语”节目，进行首轮播出；在法国建立的视听点播媒体服务（SMAD）承担欧洲和法国原创表达（EOF）作品展播推广方面的义务，服务目录必须每年包含至少60%的欧洲作品和至少40%的EOF作品，并要求美国奈飞、亚马逊等网络视频业务在法国市场营业收入的至少20%用于法国或欧洲内容投资，如果平台提供电影，这一比例则上调至25%。

　　（四）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公共广播通信基础设施作为分布广泛的信息传播平台，能够实现国家到地方多层级组织化的信息快速分发，是具有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灾难广播等关键功能的平台。这是各国普遍加强应急广播建设的原因所在。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长期在国家紧急警报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村、美洲原住民地区和海岛社区，公共广播电视通常是当地唯一拥有和运营的媒体。2001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就开始加强投资提升地方台站基础设施支撑国家紧急服务。2019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发布报告《推动国家公共警报和预警系统现代化》，再次强调公共广播在公共安全中的重要作用。2022年，FEMA发起下一代预警系统（NGWS）拨款计划，致力于提升先进技术在公共广播电视台站警报、预警及其可互操作传播等方面的应用，资金不仅可用于改善与公共安全相关的设备、软件和服务，还包括广播台ATSC3.0等数字广播技术的升级改造。

　　日本将有线电视网络光化（光缆化）项目作为提高网络耐灾能力，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信息传播渠道，并实施了一系列补助政策，为有线电视运营商将现有服务区转换为光纤提供综合支持。光化项目不仅包括更换传输线路设备，还涉及中心设施的改造、接收点的整顿，以及将边远地区的共听设施纳入有线电视服务区域。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支持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现代生活所需的服务，并为应对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危机提供坚实的通信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