疍家，原本古族，因世居水上，素不受编户之囿，遂水而居，哪里有鱼哪里漂。他们不仅行踪不定，也不为人注意，故史上相对默默无闻。这给了解研究其历史发展，尤其是迁徙、分布与现状造成了一定困难。海南疍家，也是这样的情况，加之一直以来研究海南疍家者寡，欲以有限材料细说海南疍家难矣，今辑其要而述之。

　　海南疍家人驾驶牛车在海边运输渔获。杨威胜 摄

　　赶海拾贝 雕鳞避蛟

　　疍家，今指世居江河湖海的水上族群。要了解海南疍家的历史，得从早期海南水上居民讲起。

　　史前时期，海南已有沿江滨海而居之人，他们主要分布在昌化江流域的昌江、东方和海南岛东南沿海。其中，旧石器时代海南的人类，主要集中在昌化江流域，考古人员2006年在位于昌江南阳河（昌化江支流）第二阶地上的混雅岭、燕窝岭采集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2012年又在昌化江下游支流钱铁洞发掘出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年代约为2万年前。其时的昌化江流域自然生态优越，江里有鱼虾可捕，山里有猪、狗、牛、鹿可猎。1992年至1993年，考古人员在三亚落笔洞发现了1万多年前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及为数不少的旧石器，从密集的螺、蛤类水生物堆积来看，渔猎是当时海南先民的主要生计之一。新石器时代遗址方面，海南已发现三亚的英墩贝丘遗址，东方的新街大桥沙丘遗址、江边乡老村遗址，陵水的莲子湾遗址、桥山遗址、石贡遗址、移辇沙丘遗址，万宁的踏头沙丘遗址。从这些遗址揭示的文化内涵来看，当时海南先民滨江傍海而居，猎渔拾贝仍是其主要生计。

　　春秋战国之际，疍称“但”，主要活动在内陆。斯时，海南也步入了古国时代。据《山海经》记载，海南有“雕题”“离耳”“儋耳”之国。其中，“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晋人郭璞对其有详考，注“离耳国”曰：“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谷，但噉蚌及藷藇也”；注“雕题国”曰：“点湼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传说题鱼鳞于身入水捕鱼，可以避蛟龙。由此可见，当时海南岛上已有人泛海而渔。另有《尚书·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即春秋战国之际，海南先民身穿花花绿绿的岛服，带着名布“织贝”及桔柚等热带水果，泛舟去中原进贡。

　　涨海推舟 伏波而来

　　传统的说法，疍家是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清人范端昂在《粤中见闻录》中云：“秦时屠睢将五军临粤，肆行残暴，粤人不服。多逃入丛薄中，与鱼鳖同处。蜓，即丛薄中之遗民也，世以舟为居，无土著，不事耕织，惟捕鱼及装载为业，善泅水”。“粤人”，即越人也。

　　秦时海南为象郡外缴，亦属百越之地，虽与雷州半岛隔着琼州海峡，然船朝发而夕至。这一时期有无北岸的越人遁入，我们不得而知，但秦人过海登岛者当不在少数。明正德《琼台志》载：“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从民间习俗推测，秦时海南已有疍家先民在活动。

　　汉代至南北朝，南海称“涨海”。汉代，内陆人口迁入海南，主要发生于南越吕嘉叛乱及汉两伏波将军远征海南前后。汉人甫一登岛，就被海南先民开发出来的丰富的海洋风物吸引住了，以至朝廷在海南设郡县时，也以其命名。如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首设的珠崖郡及其下辖的紫贝县、玳瑁县。关于珠崖，《汉书·武帝本纪》载：“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南海采珠，由来已久，尤在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三国《南州异物志》载：“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便教入水……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西晋《博物志》载：“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机织，其眼能泣出珠。”发展至宋元，采珠已成疍家专属职业，疍家一度名曰“珠户”。

　　汉郡县设立后，海南岛与内陆的交通更为顺畅。绝大多数疍家先民跟随汉人顺风顺水南下，但也有因特殊情况而来的。影响较大的是东晋末年卢循之乱，他兵败交州（时辖今粤西、海南、广西及越南一部）后，余部遁入南海，以水为生，称“卢亭”“卢亭户”“卢余”，成为史上的一支疍人。明《岭南丛述》载：“大奚山，三十六屿，在莞邑海中，水边岩穴，多居屹蛮种类，或传系卢循遗种，今名卢亭，亦曰卢馀。”如今，“卢亭”被疍家人视为始祖。

　　立于临高海边的鱼课碑。资料图

　　通海夷道 疍舶紧随

　　入隋，岭南疍家终于现身正史，时称“蜑”。隋与唐，南海仍称“涨海”，但同时也启用 “南海”“朱崖海”之称。唐时，朝廷开始重视对疍户的管理，实行“记丁输课”，所以此后疍家频频见诸文字资料，如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那时海上对外贸易兴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时有“广州通海夷道”，起广州，出珠江，经海南岛往东南亚，再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从印度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最后沿幼发拉底河一路航行至巴格达，全长1.4万公里。这是第一条有明确记载的贯穿中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其时，通海夷道上帆影点点，为此朝廷特在广州设市舶使以管理之。宋及元，各对外贸易港口皆设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当时穿梭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船中，有疍艇紧随。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云：“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于舶舟之中分三等，上等为舶，中等为包头，下等名疍舶。至则津务申州，差官打量丈尺，有经册以格税钱，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赡。”

　　宋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南海航路变得更加繁忙。往返于这条航路上的疍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元代，海南纺织业发达，黄道婆把海南先进的纺织技术带至松江，使江南机杼大行，进而“衣被天下”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当时海南纺织品对外贸易的情况，却鲜有人知。

　　宋末元初，有个旅行家叫汪大渊，他曾两度出游东南亚等地，写了一本《岛夷志略》，在书中列举了所到之地的“贸易之货”。从书中记载可知，当时东南亚一带与海南有货物贸易往来的地方多达十几个。书中提到的“海南布”“海南占城布”“海南巫崙布”“巫崙八节那涧布”都来自海南。毋庸置疑，元代海南与东南亚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关系，海南的布匹等货物，在疍舶等商船的运送下，远销今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地。

　　正由于疍户擅长舟楫贩运，故宋代又被朝廷编入行伍送粮。《宋史·陈尧佐列传》记载，琼州“与雷、化、高、太平四州水路接近。尧叟因规度移四州民租米输于场，第令琼州遣蜑兵具舟自取，人以为便”。至元代，海南的水师也与疍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德《琼台志》载：“收宋末祥兴败兵，置镇设官，管领海防……籍占城降人为兵，立其首领麻林为总管，降四品印信，世袭。后俱为蛋（疍）人。”

　　与民杂居 融合成歌

　　明代，海南的疍家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期。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正德七年（1512年），整个海南有疍家1913户，并列出了各县户数。这是有史以来对海南疍家最详细的一次统计。兹因明代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朝廷登记户籍以作为征税、征兵和派遣官员的依据，户籍种类一旦确定，不会轻易更改，子孙后代要世袭职业，疍户亦不免。

　　清代，官方未对海南疍家户数、人口进行完整统计，稽康熙《琼州府志》，只见顺治九年（1652年）的“崖州浮疍五千九百四十四丁”“澄迈黎、灶、疍户三千一百一十三丁”两条记载；道光《琼州府志》虽有粗略记载，却与相关户籍合在了一起，从中分不出疍户数量。综合各方面资料，清代前期，海南疍家并无多大变化，但到了清中期，随着雍正皇帝废除贱籍制度，海南疍家迎来转折点。《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七·壬申条》载：“蜑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摒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著该督抚等转饬有司，通行晓谕，凡无力之蜑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蜑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仁之至意。”此谕一出，疍家不仅享有岸住或船居的自由，还获得了一视同仁的待遇。从此，疍家与汉、黎杂居，促进了海南民族大融合。

　　至清末民初，许多上岸居住的疍家人已适应了陆地生活环境，融入了当地族群。最明显之处，一是部分史上曾为疍家聚居地的地方，难觅疍户踪影，海口的攀丹村，地处南渡江与美舍河之滨，古称蕃疍、番诞，唐宋之际为疍家聚落，自宋代名臣唐震入居后，长期受汉文化影响，原有习俗逐渐隐没，唯一留下的，是上丹、中丹、下丹这些疍家人的习惯叫法。二是部分疍家被同化日久，逐渐忘了曾为疍家或已不被人视为疍家。最典型的例子是临高美良、美夏（上喊）和新盈港、调楼港（下喊）地区被当地话称为“喊家”的渔民。历史上，临高素为疍家聚居地，除方志记载外，在新盈的头咀和调楼发现的清代鱼课碑，记录了疍家事宜，几方面资料，都表明了疍家与“喊家”的密切关系。“喊家”或已渐忘过往，但仍有许多人未忘自己的疍家身份。昌江海尾村的疍家，全来自临高，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方式，都与临高“喊家”无异。迄今，那里的人既自视为疍家，也被人认为是疍家。

　　应该这么说，至民国，海南的疍家已完成向近现代水上族群过渡。他们遍布海南岛沿海各主要港口，留在船上仍为疍，长期岸居则已为渔家。时至今日，疍家和其他族群的融合越来越明显。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海南的疍、渔素为一家，他们身份虽异，但同居一地、同耕一片海，同唱古老的咸水歌、哩哩美、调声，性相近，心相通，一直和睦相处……

　　原标题：海南疍家：涨海伏波驭舟来

　　特约撰稿：陈江